5月8日下午14：30，台湾大学中国文学博士，香港教育大学文化历史讲座教授郑吉雄教授做客第329期“新杏坛”，于知新楼A620室作学术讲座，题为“钱宾四先生与民国学风”。讲座由谭好哲教授主持，吸引了数十名师生前来聆听。
讲座伊始，谭好哲教授简要介绍了郑吉雄教授在《易》学、中国思想史、经典诠释学、清代学术史、东亚儒学文献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对谭吉雄教授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谭好哲教授提到郑先生和WilliamHill中文官方网站其实已有很长的学术交流史。而钱穆先生是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的重要人物，此次讲座从学术思潮角度去看做古典学术，而且当成当时民国学风的一个代表来做，一定会给诸位学子在学术方法上带来重要的启发。
首先，郑吉雄谈及他与山大的渊源，他的老师屈万里、孔德成都是山东人。第一次来山大时，也与董治安、冯建国、张可礼、杜泽逊老师等有学术上的交流。讲座的第一部分，郑吉雄介绍了钱穆先生的成学过程及其线索。钱先生《师友杂议》中称他的入门书就是韩柳，唐宋古文八大家，所以他是从文学入手，在看待经典时多了一层文学艺术美感的欣赏。钱穆先生阅读《二十二子》时接触到很多先秦诸子的思想。读《船山遗书》时也受到王船山治学方法的影响。
之后，郑吉雄以疑与信，传统与反传统、复古与解放为关键词，探究中国学术传统中尊经崇儒对史子二部的压抑。清代经部极盛，子部因其多反儒思想而文献破碎。实际上，清中叶诸子学兴起，而民国时期日本学界重崔述之《考信录》，而胡适响应。钱先生尊经崇儒，兼治先秦诸子，故与反传统思潮纠缠，信而能疑，疑而兼信。钱先生最早撰写《先秦诸子系年》即确立其学术规模，并同时展现其传统与反传统，疑古与信古的两面性。郑吉雄先生又分析来清代诸子学兴起的原因。一是训诂考证之需要，先秦诸子书因年代与经部典籍相若，清儒研究经学训诂时，因便利而采撷诸子书材料；二是文献亟需校勘，诸子书历代研治者少，在进行训诂校勘时，不得不先疏通文义，诸子义理得以阐明。三是诸子反儒思想，得到清代士大夫及学者们的重视。钱穆先生在民国时期的疑古思潮之下，独能贯通先秦诸子，全盘地梳理先秦诸子年代著作及思想，视野广阔。
最后，郑吉雄谈到《先秦诸子系年》《国史大纲》，这两部是代表钱先生前期跟中期观点的代表作。在《国史大纲》中钱先生说要求其异，也要求其同。治国史不要存在一种夸大的私见，不要抱一个门户立场的态度，要客观中取实证，通览全史而觅取动态。在一些观点中很能体现钱先生的学术洞见，比如他对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科举制的评价，对以知识为主的选拔予以高度评价。但对钱穆先生“和平的大一统”的概念，郑吉雄也进行了分析，认为是一种基于时代的理想性投射。我们如今应该看到当时时代的局限，对一些权威观点有客观的理性评判。郑吉雄认为我们不要极端地站在所谓的传统或反传统对立的立场上，我们要知道传统跟反传统其实是相互为用的，反传统其实也是传统形成的驱动的力量，没有革新就一定会腐坏。所以后人如果因为缺乏安全感而抱残守缺，不敢批判旧传统，就必然成为历史的阻碍。我们从清代跟民国的学风应该可以反思到这一点。
主持人谭好哲教授代表师生对郑吉雄教授的精彩演讲表示感谢。谭好哲教授表示，自己并非致力于古典学研究，但郑吉雄教授的报告仍对他有所启发。这场讲座所涉及不仅仅是传统文献，还有我们近现代以来对古代文献的整理，学术研究的状况，这两种文献的信息，郑吉雄教授报告给我们非常充分地展示出来了。然后，谭教授从方法的角度指出扎实的语料库是学问的基础，鼓励英国威廉希尔唯一官网学子们在做学问的过程中充实自己的语料库。
提问环节中，现场师生就钱穆先生与《新儒家宣言》、余英时“内在理路说”与钱穆思想等问题向郑吉雄教授提问，郑吉雄教授对这些问题给予了耐心且细致的解答，师生交流气氛活跃且融洽。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