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万华：香港百年文学史话（一）

1842年香港岛被割让时，是个连英国外交大臣也视为“永远不会成为贸易中心”的“贫瘠之岛”，英政府甚至为此撤销了负责与清王朝谈判签订条约的公使。百余年过去，香港发展成全球贸易之都，并成为全世界经济自由度最大的城市。这一巨大变化联系着中国百余年历史，使得发生在香港的文学始终是中国文学难以分割的一部分。而在割让、租借、回归中展开的香港历史，又使得香港文学获得了属于香港土地的独立性。

绵长的旧体文学和迟出的新文学

早在1816年，“英国人笔下便已经出现‘香港’这个名称了”，而“香港”是通过旧体文学首先进入中国文学。香港被割让十余年后，其市政建设得以较快开发，开始形成商业城市，吸引四方来客。途经香港的文人士子，如魏源、黄遵宪、何绍基等都曾以“香港”为题赋诗作文，而1862年为逃脱清政府通缉而避居香港20年的王韬是第一位内地居港文人，也是香港开埠后第一位汉语写作的作家，“被封为香港文学的鼻祖”。1874年，王韬创办香港首份中国人出版的报纸《循环日报》，报纸分“庄”、“谐”两部，“庄”发表新闻，“谐”发表诗词、散文、小说、粤曲，就是副刊，这被视为香港文学的起点。王韬自己也在《循环日报》等发表众多旧体诗文。他自言“我诗贵笃挚”，“从未区宋唐”，“但知吟乱杂，不能饰平治”（《我诗》），其诗文于香港文学最有价值的是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中第一次表现出香港这样远离王朝中心的“边缘”区域所具有的变革动力。《赠日本长岡侯护美，时方奉使荷兰》一诗在与日本友人酬答中最典型表达了王韬的变革思想：针对日本“入欧脱亚”的“维新”“盛业”，他告诫，“泰西学术固无匹，舍短取长在今日”，但也要清醒于“仿效不徒袭皮毛，富强岂止恃戈甲”；而对于“中东异地原同源，点画文字师羲颉”的中日两国，更要“深知驭远在睦邻”。王韬还出有传统笔记体小说《遯窟谰言》《淞隐漫录》等，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将之归于“其笔致又纯为《聊斋》者流”，“然所记载，则已鬼狐渐稀，而烟花粉黛之事盛矣”，“一时传布颇广”。

如王韬那样，以旧体诗文表达进步、变革思想的，在香港旧体文学有成者中为数众多，如“晚清香港文坛首屈一指的大家”潘飞声，其诗文充满变革心愿、爱国情怀。晚清更有一批革命党人，聚居香港，创办《中国日报》《世界公益报》《唯一趣报有所谓》等，均设有文艺谐部，诗词专栏往往专刊革命党人诗词，如年少时从梁启超的郑贯公1901年赴港后参与多家报纸的创办，视报纸如同密友：“歼贼奚须械，诛奸有笔锋。无形义勇队，吓煞叩头虫。”清楚表明了革命党人以旧体诗文为歼贼诛奸之利器，张扬反清革命的立场。其他旅港人士，如商界的陈步墀、梁淯等，其诗词也从不同侧面体现时代特色。可以说，香港旧体文学与新文学并无根本性冲突，甚至参与了新文学的某种进程。

香港旧体诗文还最先在民间文化的层面上显示了香港本土特色。晚清民初香港新界地区文人的创作被视为“香港最纯正的本土文学代表”，许永庆、黄子律等众多文人在新界办学教学，传授传统文化，其诗以乡居生活传达香港气息，朴实清新。民初，“号称声名文物之乡”的新界上水地区乡民子弟成立上水青年诗社，出版《上水诗社集》，创作耕读题材诗词，继续倡导国故文学。对于香港被殖民化的命运，香港本地诗词也留摄了种种历史面影。如1898年，英人强占新界，当地乡民奋起反抗，遭残酷镇压，伍星墀之诗句“生能抗敌非文弱，死不惊人岂丈夫”，邓惠麟之诗句“五马有刑惩汉歹，九龙无界限英夷”，都以亲历者体验，慷慨悲歌，“继承岭南雄直诗风，推为早期香港本土文学的杰作”。这些创作，都从乡土文化层面包含了香港文学最初的特色。

香港新文学源自五四新文化的影响，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香港多家中文报纸予以政治上的呼应，大批新文化书籍输入香港。但旧文学一时在香港还占主导地位，香港新文学甚至比台湾新文学都要晚出。1907年，香港开始有文学期刊，如《小说世界》《新小说丛》《双声》等，但文体都是旧体或“鸳蝴体”。香港报纸也通用文言文，大约到1925年后，香港报纸副刊陆续刊出白话文作品。在这样一种背景下，1927年鲁迅三次访港成为催生香港新文学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其2月访港时演讲了抨击封建主义愚民政策的《无声的中国》和揭露殖民当局似是而非的偏好的真实用意的《老调子已经唱完》，演讲时由许广平“翻译”成粤语，听讲者甚多，效果极佳。鲁迅演讲中发出了“我们此后实在只有这两条路：一是抱着古文而死掉，一是舍掉古文而生存”的号召，在香港民众中直接播撒了新文学火种。当时给鲁迅演讲作记录的刘随日后回忆说，鲁迅对香港新文化的前景充满希望，“他表示自己相信将来的香港是不会成为文化上的‘沙漠之区’的，并且还说，‘就是沙漠也不要紧的，沙漠也是可以变的’。”“香港的青年們”直接受到鲁迅演讲影响，开始脚踏实地“去做文学革命的工作”。1927年，孙寿康创办香港第一家新文学出版机构— 香港受匡出版部，几乎同时，《工商报》在留学欧美回来的黄新彦、袁振英主持下，开辟专门发表现代文学创作和翻译的副刊。其中袁振英自小居港，1915年就读北京大学后，成为陈独秀的得力助手，深度参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其在受匡出版部出版的《实社丛书》十余种皆为近现代西方启蒙文化译介之作。1928年8月，被认为香港第一本新文学杂志的《伴侣》创刊，同年问世的《字纸簏》“文章风格尖锐明快，有些像《语丝》”，不妨可看作鲁迅影响的发生。至1933年，香港先后发行的新文学刊物有近20种，香港新文学由此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