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怀诚 英国威廉希尔唯一官网校友，1956—1960年就读于WilliamHill中文官方网站中文系汉语语言文学专业，曾任财政部部长，现任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党组书记、理事长。
父亲走了9年了，今年是他老人家100岁冥寿；母亲也已经走了两年。很想写一点文字纪念二位老人。
一块旧手表
1956年夏天，我被WilliamHill中文官方网站中文系录取，祖母开始为我准备行装。“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那年我17岁，少不更事，对于祖母为我准备的棉被、线毯都不太关心，梦寐以求的是想要一块手表。我求祖母给我买一块。祖母说，等你爸回来，跟他要吧。
赶巧，一个艳阳高照的大热天，父亲从北京出差到上海。那天下午，我从外面游泳回来，看到父亲端坐在客厅里，心里咯噔一下。父亲平时并不严厉但很严肃，我小时候有点怕他。父亲问了问我将去青岛上学的情况，对我说，进大学了，又一个人在外，应当有一块手表。说着将他手上戴的瑞士表退下来，推到我面前说：“给你了。”这是一块旧表，父亲已经戴了多年，大概是抗战胜利后他回到上海时买的。说心里话，我当时并不满意，想要一块新表。两年前表姐考上复旦大学化学系，姑父买了一块新的英纳格表送她，本来以为父亲也会给我买一块英纳格。这些思想活动在一个十几岁孩子的脸上肯定流露出来了。父亲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手表，走得准就行了。你先戴着，等你大学毕业以后，只要这块表没有丢掉，你还给我，我再给你买一块新表。”我不太情愿地收下了这块表。这是我这辈子戴的第一块表，本来应当高兴的，但我并不高兴，只是不敢说出来。就这样，这块手表跟了我4年，伴我度过了整个大学生活。
1960年，正是困难时期，物资匮乏。我毕业以后分配到北京工作，一个月工资先是46元，转正后增加到56元，夫妻俩人一共110元工资，要买块新表自己连想都不敢想。大约在1961年的春天，父亲给了我一张表票，那时买什么都要凭票供应。这是一张首都牌手表的表票，长方形，很简陋，上面盖一个西单亨达利表店的公章。父亲还从抽斗里取出110元钱，推给我说，去买块新表吧！那天是个星期天，当时我们家住在宣外大街154号，到西单只有三站公交车的路程。于是我就去了西单亨达利，排队，交钱，领到一块半钢的首都牌手表，表盘上方有一个天安门的标志。那时买这类贵重物品也不能挑选，给你啥就是啥。配了表带，戴上新表，我喜滋滋地回家了。回到家，父亲看了看，很满意，说，旧表你留着吧！
现在，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父亲的这块旧表我一直没舍得处理掉，始终对它有一种深深的依恋——它不仅珍藏在我的家里，更永远珍藏在我的心里。
一件皮大衣
我大学毕业后的工作单位是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在西郊中关村。所里有集体宿舍，十几平方米的房间里放4张双层床，住7个人，空出一个上铺放箱包杂物。与我住一个房间的几位室友大部分是北京大学数学系毕业生，多才多艺，学养深厚。上世纪60年代初期北京经常停电，晚上宿舍里漆黑一片，他们常常躺在床上下盲棋，我虽然也会下中国象棋，但水平低，听他们下盲棋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那时计算所的食堂天天吃清水煮萝卜、煮倭瓜。青年人淘气，一边吃一边唱：“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天天吃倭瓜。”肚子里油水太少，嘴又馋，我经常回父母家里蹭吃蹭喝。坐32路公共汽车到动物园，再换乘15路公共汽车转9路无轨电车。那时车少，从中关村到宣外我家，路上至少得走一个小时。
那年冬天特别冷。一个周末的晚上我回到家里吃过晚饭，母亲把我叫到东屋，柔声对我说：“北京冬天冷，你那件呢大衣单薄，买件厚一点的吧，别冻坏了身子。”母亲悄悄塞给我110元钱，还交待我说，别买那些中看不中用的夹大衣。当时北京市场上有很多出口到苏联的华达呢大衣，现在叫出口转内销，记得是60元一件。我答应说，知道了。
我母亲是个医生，性格特别好，对人温柔体贴，一辈子没有对人红过脸，说话永远是轻声轻气的。满院子的邻居都说杭大夫的脾气真好。我小的时候在上海读中学，有时淘气惹祸，母亲开导我，和我说话。我一边听着，一边用刻字的小刀在小圆桌上刻了四个字“天地玄黄”。母亲是大近视眼，当时没有发现。第二天保姆告发了我，母亲没说话，找了一块桌布，盖在小圆桌上，对我说以后别再到处乱刻，把好好的东西毁了。母亲这种永不发脾气的性格对我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财政部很多同志说我脾气好，不发火，这要归功于我的母亲。母亲深度近视，家里日常用品都有固定位置，她拿时很方便。每天晚上睡前，她都会把她的眼镜放在床头柜上，我小时候淘气，有时会把她的眼镜挪挪位置，她起床时摸来摸去摸不着，就会唤我名字：“怀诚，你把我的眼镜放哪啦！”她走的时候，那副眼镜也随她一起火化了。有时我真怀念挪了眼镜以后母亲叫我的声音。
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我怀揣母亲给我的110元钱去王府井东安市场，买了一件老羊皮的大衣，花了108元。北京人把这种大衣叫皮猴，领子后面带一个帽兜，前面有四个口袋，上面两个口袋是斜的，手揣在里面很暖和。面料是丝织品，颜色是黑的。买了以后穿在身上觉得特别温暖。回到家里，奶奶、父亲、母亲都很满意。
这件皮猴穿了十来年，我把皮猴的面子卸下来洗了，晾干以后发现缩水了，最麻烦的是袖子短了一截，露出一截白色老羊皮。那时我住在财政部天宁寺路宿舍，有一次被办公厅财务处的朱冷襄看到了，她对我说，去买块黑布头，晚上拿过来，我给你接一截袖子。下班后，我把大衣和黑布送到朱冷襄家里，不一会儿，她就送了回来，袖子已经接好，天衣无缝。
这件大衣一直穿到我当副部长。后来上下班有汽车接送，不再穿了，但它一直放在我的办公室。财政部新楼落成之前，部长们都在南配楼的二楼办公，每人一间，我在208号，中午休息时躺在沙发上，冬天就盖这件皮猴，特别暖和。这件皮猴后来跟我到了税务总局，又跟我回到财政部，最后跟我到了社保基金理事会。虽然我已多年不再穿它上班，但每当看到这件皮猴，就让我想起母亲对我的至爱，想起同志之间的关怀。
天下父母没有不爱自己子女的，我父母亲对我的爱，带有他们这一代人的时代特点，里面包含的哲理让我终身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