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是我国封建社会的上升时期，在这个国家统一、社会稳定、经济复苏的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统治者通过各种手段和方法来加强中央集权。虽说西汉在一些方面，特别是刑罚制度方面，延用了秦朝的一些制度和法则，即汉承秦制，但汉代的选官制度使人们认识到了自我价值的存在。随着儒家思想的渗透，尤其是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人们更是以孔子的“杀身成仁”、孟子的“舍生取义”等儒家经义为行动指南，把仁、义束之生命之上。他们用自身的行动实践着道义上的最高原则，追求着精神上的永生。但同时以皇帝为天的信念几乎占据了西汉人民的整个思想空间，于是出现了“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的高尚之举。而以屈原为中心形成的楚文化，几乎贯穿了整个西汉历史的天空。在政治、思想、文化等多种因素的作用下，西汉的那些过着衣食无忧、情趣盎然生活的皇室、官吏等上层社会的人们中间出现了一种特殊的生命现象——自杀。
自汉高祖刘邦创立基业以来，诸侯王自杀的现象屡见不鲜。吕后时，赵王友、赵王恢被逼自杀；汉景帝时，楚王戊、胶西王印、胶东王雄渠、葘川王贤、齐孝王将闾、临江王荣；汉武帝时，淮南王刘安、衡山王赐、齐厉王次昌、济北王宽；昭帝时，江都王建、燕王旦；汉宣帝时，广陵厉王刘胥、广川王去；哀帝时的东平王云、平帝时的梁王立皆是自杀。皇室中后妃公主皇子自杀的也不在少数，如武帝皇后卫子夫、儿子卫太子、女儿盖长公主；厉王之母、宣帝的霍皇后、元帝的冯昭仪；成帝的许皇后、赵皇后、赵昭仪；哀帝的傅皇后、平帝的王皇后等。更为明显的是大大小小的官吏的自杀。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如丞相周亚夫、李蔡、庄青翟、赵周，御史大夫赵绾、张汤、王卿、暴胜之、尹忠，将军王恢、李广、萧望之，大司农田延年、司吏校尉盖宽饶、大司马董贤等等。总之，这些自杀现象为西汉的历史附上了一层朦胧的色彩。在这里，本文试对西汉上层社会这种特殊的生命倾向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
一、权利中的挣扎
如上所述，《史记》《汉书》等史书中记载的西汉上层社会自杀的人物多集中在诸侯王、官吏及皇室的家庭成员中，尤其是以诸侯王、官吏居多。这种现象出现的最主要的原因是政治上的争权夺利。
翻看史书，不难发现，那些与皇帝有着血缘关系的诸侯王，他们的自杀大多被冠上了谋反的罪名。每一个朝代的君王都希望国家稳定繁荣，但前提条件是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必须统一。在汉初刘邦统治的时代，大封异姓诸侯王，但他们被分封，大多是“徼一时之权变，以诈力成功” [1] P486。刘邦对他们时刻戒备，并先后除掉了分封的七个异姓王，只剩下长沙王吴芮。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刘邦又大封同姓诸侯王，但他们同样摆脱不了悲惨的命运。而叛乱失败是诸侯王自杀的主要原因。
随着时间的流逝，同姓诸侯王的势力逐渐膨胀，形成“尾大不掉”之势，终于拉开了叛乱的序幕。汉文帝前三年五月，济北王刘兴居趁匈奴入侵之际举行叛乱，七月文帝“乃诏有司曰：‘济北王背德反上，洼误吏民，为大逆。济北吏民兵未至先自定，及以军地邑降者，皆赦之，复官爵。与王兴居去来，亦赦之。’”于是“八月，破济北军，虏其王”[2] P94。刘兴居被俘后自杀。紧接着，文帝六年，淮南王刘长举起叛旗。但在尚未叛乱前被朝廷发觉，丞相张苍等认为“刘长当弃市” [2] P686，而文帝不忍，赦其死罪，废王爵流放到蜀郡，途中，刘长绝食，至雍“乃不食而死” [2] P686。作为刘邦的少子、汉文帝的兄弟，由位高权重的一方霸主落到废爵流放的下场，其悲哀可想而知。
首先，刘长的性格决定了他以后悲惨的命运。刘长“自以为最亲，骄蹇 ，数不奉法” [2] P685，无视封建法制，气焰嚣张，可文帝对他极其宽容，甚至当刘长为母报仇亲手杀死辟阳侯审时其时，也未治其罪。以后的刘长更加骄横，他在封国内“不用汉法，出入警跸 ，称制，自为法令，拟于天子”[2] P685。显然，刘长的所作所为已经亵渎了皇权，人们都认为刘长已经成为威胁皇权最为危险的人，于是“当是时，薄太后及太子诸大臣皆惮厉王” [2] P685。但对此，汉文帝也没有惩罚他，只是让自己的舅舅薄昭写信劝戒他，这反而助长了刘长的气焰，以至于欲意谋反。对此，文帝还是赦其死罪，把他流放了。在许多人看来，这已是不幸中的万幸了，可刘长却在途中自杀了。第一，从心里上说，刘长前后的身份、地位相比落差太大，以前的肆意骄纵到后来的“载以辎车，令县以次传” [2] P686。如此的不堪，使他的王者之风不复存在。巨大的改变使他内心接受不了，他对侍者说：“谁谓乃公勇者？吾安能勇！吾以骄故不闻吾过至此。人生一世间，安能邑邑如此！”[2] P686他认为自己的骄纵导致了他看不到自己的过失，而落到了这个结局。前途可谓一片黑暗，没有自由，没有任何生活信念，活着也只是行尸走肉了。第二，身体上，作为王爷，他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虽然免于残酷的“弃市”之刑，流放的生活与之前相比，纵使每日有肉五斤、酒二斗，美人才人十人从居，也还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与往日相比不言而喻。他明白自己承受不了那种生活之苦，对以后的命运充满了畏惧，因此，在失望与悲愤中，他选择了绝食来结束自己的生命。
其次，汉文帝对刘长的姑息纵容。在刘长犯下如此多的罪时，他没有惩罚，而是一次次的赦免。在他看来，自己只有这么一个亲兄弟了，不忍心再用法律来对付他。面对汉文帝如此的纵容，刘长那骄横的性格越来越发挥得淋漓尽致，以至于走上了谋反的道路。
再次，封建皇权的加强。前面已经讲过，刘长的所作所为已经触犯了皇权，如果不除，将后患无穷。因此，汉文帝采取了一系列的行动。“其中在他命令自己的舅舅薄昭对刘长劝谏的信中可以看出：一是叙述了皇帝待刘长的好，要他感恩戴德；二是指责刘长不孝、不贤、不谊、不顺、无礼、不仁、不知、不祥等八大罪状；三是借周公诛管、蔡，齐桓公杀弟，秦始皇杀弟来警告暗示刘长，下场将也是这样；四是让刘长尽早‘上书谢罪’，并且拟好了谢罪的内容，指出了不谢罪的后果，即‘王若不改，汉击大王邸’。” [3] P6带着这些严重的罪名，再加上他的欲意谋反，43名朝廷重臣联名上书弹劾刘长，“长不奉法度，不听天子诏，乃阴聚徒党及谋反者，厚养亡命，欲以有为” [2] P686，并要求把他“弃市”。于是，仁慈的汉文帝面对朝廷重臣的联名上书，不得不做出惩罚刘长的决定。但他还是给了刘长生存的希望，“朕不忍致法于王，其赦长死罪，废勿王”[2] P686。在外人看来，他对刘长是仁至义尽，但谁料到刚烈无比的淮南王不堪忍受自己被废王流放的痛苦，竟在囚车里绝食而死。
刘长的悲剧结局可以说是一开始就注定的，即使他不自杀，也没有什么好的结局了。因为他的目中无人，他屡次触犯皇权，进而威胁到汉文帝自身的权益。为了加强封建皇权，汉文帝必须铲除存有反叛之心威胁皇权的人，即使是自己的亲兄弟也是如此。因此，在汉文帝多次的姑息纵容下，刘长自己走向了灭亡。为了警示后人，汉文帝在刘长死后赐他谥号为“厉”。《谥法》言：“暴慢无亲曰厉。”“杀戮无辜为厉。”[2] 由此看来，刘长骄奢无法的性格无形中扼住了他生命的喉咙，让他面对黑暗的漫漫长路，以自己的方式带给汉文帝心灵上的抚慰。但老百姓还作了一首诗“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 ；兄弟二人不能相容”[2] P687。大意是汉文帝除掉了刘长，在没有其他诸侯王的情况下，皇位上的他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每一个皇帝都为巩固自己的地位不择手段地诛杀有异心的人，每当有人露出窥视皇位的野心时，皇帝随即做出最充分的准备，来保卫自己的切身利益。所谓“汉家有正法，王犯纤介小罪过，即行法直断耳，安能宽王”[2] 。在这种情形下，诸侯王自杀就在所难免了。这就出现了吴楚七国之乱中，楚王戊、齐孝王将闾、胶西王印、赵王遂畏罪自杀；汉武帝时淮南王刘安、衡山王刘赐，汉宣帝时，广陵厉王刘胥皆因谋反的罪名而自杀。而往往参与诸侯王叛乱的官吏与门客都被处死。有些人甚至对朝廷没有异心，但其悲惨的命运就在于充当了皇室争夺皇权的牺牲品。自杀的董贤与其妻，刘歆都是王莽夺权的牺牲品。
二、酷刑的煎熬
西汉初期，在许多方面是汉承秦制，而刑事处罚作为法律规定最为严厉的制裁手段之一，在西汉取得了广泛地施行。这一时期比较显著的特色是酷吏盛行，因此，酷刑的实施在所难免。
西汉的刑罚中以肉刑居多，而这种残酷的刑罚在文帝、景帝时有所改革，但因为“斩右趾者又当死，斩左趾者笞五百，当劓者笞三百，率多死”[1] P286，这显然是加重了刑罚。致使许多人在受笞刑时被打死，以至于有人讽刺为“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1] P286。
汉高祖时，有人告贯高谋反，于是逮捕贯高。“贯高与客孟舒等十余人，皆自髡钳，为王家奴”，“吏治榜笞数千，刺剟，身无可击者”[1] P472。汉武帝时，江充治巫蛊“收捕验治，烧铁钳灼，强服之”[1] P557。而最令人惊心的是吕后对戚夫人的做法：“遂断戚夫人受阻，去眼，耳，饮喑药，使居厕中，命曰‘人彘’。” [2] P84可谓残酷至极。而酷吏则更是如此。汉武帝时，酷吏郅都“独先严酷，致行法不避贵戚，列侯宗室见都侧目而视，号曰‘苍鹰’” [2] P705。由此看来，酷吏、酷刑、酷法无疑给罪犯增加了极大的恐惧感，给他们带来了精神上和肉体上的双重痛苦，所以他们大多采取了自杀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如在七国之乱中，“齐孝王惧，乃饮药自杀”[2] P349。齐厉王次景因主文偃“急治王后官宦者为王通于姊翁主所者，令其辞证皆引王。王年少，惧大罪为吏所执诛，乃饮药自杀”[2] P350。“临江王既为书谢上，因自杀”[2] P706。苏武之弟苏贤“孺卿从祠河东后士，宦骑与黄门驸马争船，推坠驸马河中溺死，宦骑亡，诏使孺卿逐捕不得，惶恐饮药而死”[1] P629。相比那些非人的酷刑，自杀对这些人来说可谓明智的选择。不但在精神上得到安慰，也许还能留个全尸，所以，才导致有众人倾向自杀了。
古时有句话“刑不上大夫”，而西汉也确实崇尚这种说法。《贾谊传》曰：“上深纳其言，养臣下有节。是后大臣有罪，皆自杀，不受刑。至武帝时，稍复入狱，自宁成始。”[1] P578可如果用事实进行考证“刑不上大夫”这种说法还真是体面之至。前99年，司马迁因为李陵说情，被处以宫刑；前98年，雁门太守弃市；前96年，将军公孙傲腰斩；前91年，丞相公孙贺父子死于狱中；而因“巫蛊之祸”，太守任安、田仁腰斩，丞相刘屈牦腰斩。如此看来，大臣的生命对皇帝来说是比“鸿毛”还轻了。在这种情形下，如果一旦触犯了皇室的利益，“功大于过”这种说法就站不住脚了，只有以自杀谢罪了。纵使是受皇帝赏识的酷吏也免不了被迫自杀的悲惨结局。
汉武帝时的酷吏张汤因被三长吏诬陷而受审，“上使赵禹責汤。禹至，让汤曰：‘君何不知分也，君所治夷灭者几何人矣？今人言君皆有状，天下重致君狱，欲令君自为计，何多以对薄为？”[2] P709这时，张汤知道汉武帝是要他自杀了，于是，“汤乃为书谢曰：‘汤无尺寸功，起笔刀吏，陛下幸致为三公，无以塞责。然谋陷汤罪者，三长吏也。’遂自杀”[2] P709。经查实张汤确实是受诬告，结果汉武帝一怒之下把三长吏全杀了，连丞相庄青翟也被迫自杀了。张汤的自杀有一定的谢罪因素，按赵禹的说法，汉武帝知道张汤被人陷害，但迫于证据都有，难以处理，所以让他自杀。但另外两名酷吏温舒和减宣的被迫自杀是因为所犯之罪严重到灭族的程度，如果不自杀，等待他们的将是更残酷的刑罚。作为一名酷吏，他们深知刑罚的残酷，所以只有自杀谢罪，以获得人们的同情，从而保全自己的家族不被夷灭。
西汉帝王对人命麻木的历史观，实在让人不敢恭维。腰斩、凌迟、杖毙，甚至更残酷的“具五刑” ①，这些刑罚使身娇体贵的官吏大臣们纷纷走上自杀的道路。
在西汉上层社会的自杀者中，不乏做恶事而得恶果者。为了逃避即将面临的严酷的惩罚，他们轻易地自杀了。江都易王刘建荒淫无耻，不仅与其父抢美姬，甚至与其妹徵臣乱伦。他更是残忍无度，以人为游戏，不但随意对女子施以髡钳之刑，而且还欲使人兽做出违反人文天理的事情来。直至要被以谋反罪诛杀时，才自杀而死。
广川王刘去常用酷刑惩罚其妃子、婢女，掘出她们的尸体，烧为灰烬，而其王后昭信更是狠毒，她陷害刘去的宠妃陶望卿。在用烧红的铁条刺死她以后，还让人捞出其尸体，割掉鼻子、嘴巴，斩断舌头，支解后放到大锅中，加上桃灰毒药烧煮，直至糜烂、化尽。汉宣帝本始三年，刘去与昭信的恶事被告发，刘去在被迁往上庸的路上自杀而死，昭信则被弃市。这种大恶之人，如果不自杀的话，等待他们的也将会是世人的唾弃，将会是比之他们加之于别人身上残酷千倍甚至万倍的刑罚。相比于千刀万剐，自杀对他们而言可谓“幸甚之至”了，不免让人觉得这样的结局对他们而言是一种“幸福的死亡”。
相对于这种“幸福的死亡”，汉武帝皇后卫子夫及太子刘据则不免死得太冤了。“巫蛊之祸”的发生让江充得以公报私仇，晚年的汉武帝则因盲目迷信失去了一个挚爱他的妃子和一个未来的皇帝。
三、变相的脉脉温情
而有些所谓的“自杀”，则或是得于皇帝的暗示无奈而死，或是皇帝金口玉言的“赐死”。这是皇帝的赐死，体现了皇帝对臣下的恩德。但这些就其实质而言，都是一种逼迫性的行为。贾谊曾说:“臣闻之，履虽鲜不加于枕，冠虽敝不以苴履。夫尝已在贵宠之位，天子改容而体貌之矣，吏民尝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过，帝令废之可也，退之可也，赐之死可也，灭之可也。”[1] P577在此看来，赐死是古时君王用来体貌犯罪大臣的一种手段。
“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在现代人看来是愚忠的同时，无数人为了这句话前仆后继，整日在尸体上踏过。如汉武帝时的大臣庄青翟、李蔡、赵周等人都是因此而死。
皇室里的女性，尤其是后妃，其地位在通常情况下都是母以子贵，如卫子夫、王政君等都是在生下皇子后，地位迅速上升。但子贵母死的现象却出现在了武帝时期：公元前88年，汉昭帝的生母赵钩弋，在汉武帝欲立弗陵为太子时，被下诏赐死。
钩弋夫人是在汉武帝东巡过河间时，被选入宫。“武帝巡狩过河间，望气者言此有奇女，天子亟使使召之。既至，女两手皆拳，上自披之，手即时伸。由是得幸，号曰拳夫人。”[1] P1004 因赵钩弋貌美聪慧，所以“封为婕妤，居钩弋宫，大有宠” [1] P1004 ，后又因其生下皇子弗陵，即汉昭帝，更为武帝所宠爱。因钩弋夫人怀胎十四个月才生下弗陵，而武帝说：“闻昔尧十四月而生，今钩弋亦然。乃命其所生门曰尧母门。”“钩弋子年五六岁，壮大多知，上常言‘类我’，又感其生与众异，甚奇爱之”[1] P1004把弗陵视为掌上明珠。所以当太子刘据因巫蛊之祸②而自杀后，武帝产生了立弗陵为太子的想法。既然要立弗陵为太子，那么母凭子贵，接下来应赏封钩弋夫人了，但“钩弋婕妤从幸甘泉，有过见谴，以忧死，因葬云阳” [1] P1004钩弋夫人就这样被草草地葬在云阳了，成了后宫里一名悲剧性的美人。
钩弋夫人被赐死，其根本原因是汉武帝为了保护汉朝庞大的基业，防止出现惠帝时吕后专权的局面。“心欲立焉，以其年稚母少，恐女主颛恣乱国家，犹豫久之。” [1] P1004吕后专权时，朝廷上下重臣几乎都是吕家的成员，天下几乎成了吕家的天下，又当武帝欲立太子时，弗陵才五六岁，钩弋夫人如此年轻漂亮，为防止钩弋夫人在自己死后成为另一个吕雉，所以他借事故意寻隙，把钩弋夫人赐死了。“后上疾病，乃立钩弋子为皇太子。拜奉车都尉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辅少主。”[1] P1004 这样也为汉昭帝选好了辅佐他的大臣。
虽说汉武帝是以吕后擅权为借鉴，但立弗陵即杀钩弋夫人，如此残忍的做法与武帝早年其祖母秉政，身势同傀儡不无关系。“而上乡儒术，招贤良，赵绾、王臧等以文学为公卿，欲议古立名堂城南，以朝诸侯。草巡狩封禅改历服色事未就。会窦太后治黄老言，不好儒术，使人微得赵绾等奸利事，召案绾、臧，绾、臧自杀，诸所兴为者皆废。”[2] P101
汉武帝向往儒术，而窦太后则衷情于黄老之术，两者背道而驰，而武帝又处处受其压制，一腔报复无处伸展，所以在他内心深处对窦太后有一些怨恨，以至于祖孙二人的关系不佳。在窦太后死后，他便大展身手，“后六年，窦太后崩。其明年，上征文学之士公孙弘等。”[2] P101由此看来，汉武帝早年深受窦太后垂帘听政之苦，对此已深恶痛绝，更不愿让其子再重蹈覆辙。所以，无奈之下把自己宠爱的妃子赐死了。在处死钩弋夫人的同时，汉武帝其他儿女的生母也都遭责罚而死，以致于整个西汉十二帝，除汉昭帝一朝因其母钩弋夫人被武帝赐死而没出现过皇太后专权外，几乎每朝皇帝时期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外戚专权的现象。
“昭帝即位，追尊钩弋婕妤为皇太后，发卒二万人起云陵，邑三千户。”[1] P1004但即使如此，也不能挽回钩弋夫人悲惨的一生了。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使后妃们的命运如流水、落花，不堪回首。
纵观史书，可以发现：在皇帝赐死的对象里面，女性占了一定的比例。如成帝的许皇后、赵皇后、赵昭仪；哀帝的傅皇后、平帝的王皇后等等，她们大多拥有令人艳羡的美貌与地位，但是在那个男权统治的社会，都免不了成为政治斗争的附属牺牲品。在美丽的眼眸闭上的那一瞬间，昔日的骄傲是否会如闪电印过自己的脑海，在留下最后一抹醉人的微笑后，一切已如过眼云烟。在我们极力控诉这悲惨的结局时，更多的是惋惜和同情，身不由己的哀怨伴着美好的年华悄然流逝。
“马邑之谋”失败后，汉武帝以“首为马邑事者，恢也，故发天下兵数十万，从其言，为此。且纵单于不可得，恢所部击，犹颇可得，以慰士大夫之心。今不诛恢，无以谢天下”[1] P614。为由逼迫王恢自杀了。其实质是为挽回汉武帝的颜面，杀一儆百，给众将树了一个靶子。至于汉高祖时，被逼自杀的钟离昧，则是韩信讨好刘邦的牺牲品。
但父亲逼死儿子这样荒唐的戏码在王莽身上上演了。王莽的长子宇、次子获分别因“吕宽之狱”和杀奴，被他赐死；王莽兄之子衍功侯光曾使执金吾窦况杀人，王莽也逼其自杀。这只是王莽沽名钓誉的一种手段和虚伪狂悖的表现。在王莽大权在握时，被逼自杀的现象屡见不鲜。他将汉成帝的赵皇后、哀帝的傅皇后废为庶人，逼令自杀。而太子临与妻刘愔因谋划杀莽被发觉，被莽逼死。天凤五年，皇孙功崇公宗，自画容貌，被服天子衣冠，欲取继莽位，事被王莽发觉，被逼自杀。地皇三年，刘歆与卫将军勾结，准备谋杀王莽，但未及动手，事泄，被迫自杀。大司马董贤及他的妻子也都被王莽逼迫自杀了。他们的自杀都是王莽专权的结果，归其原因是封建王权的争夺。
也有不肯自杀的，如哀帝时的丞相王嘉。在狱中，他的手下准备了毒药，哭着求他自杀，他偏不肯。还去对簿公堂，结果“帝大怒”。这时连廷尉也不可能帮他了，最后他还是自己找了个罪名“身为丞相，不能进贤退不肖，以是负国，死有余责”[1] P890。于是绝食二十天，呕血而死。如果先前就喝了毒药自杀，也不至于惹得皇帝大怒，从而导致自己绝望了。
相对于刑罚的残酷，这种被迫性的自杀也算是一种幸运了。无论是无可奈何的自杀，还是皇帝“温情脉脉”的赐死，死后都能保全尸体，而且面子上还说得过去，就当是一种精神上的慰藉吧！无怪乎中国的史书都是一页一页地用生命积累起来的辉煌，古代帝王这种对人命麻木的价值观使无数人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莫不怪人们说“伴君如伴虎”了。
四、楚文化的影响
观望西汉庞大的自杀队伍，在上层社会的生命轨迹中，不难发现引以为傲的知识分子也加入了这个行列。中国文人的自杀在西汉之前就有了，屈原首开中国文人自杀的先河。他强烈的爱国热情、追求理想的坚定信念、高尚的节操，对西汉文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特别是以屈原为中心形成的楚文化影响着西汉文人的生死观。
西汉政权建立之初，出于对乡土文化的依恋和偏爱，更为了加强文化思想上的统一，巩固封建专制的中央集权，统治阶级大力提倡楚文化。至此，楚文化由南向北广泛传播，其影响几乎贯穿了整个西汉。而楚文化的代表人物屈原更是成为了西汉文人心目中的圣人。
司马迁称赞屈原：“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2] P506诚然，当屈原“虽放流，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但又被“顷襄王怒而迁之”时，他便知道自己的理想破灭了，在“被发行吟泽畔”时，他对渔父说：“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宁赴常流而葬乎江鱼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温蠖乎！”[2] P506在作完《怀门赋》后，他也“怀石遂自沉汨罗以死”。他以自杀的方式坚持了自己的理想，将生命赋予了崇高。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学识渊博的才子淮南王刘安在汉武帝元狩元年十月自杀了。他的被迫自杀表面看来是所谓的“谋反”，其实深究下去，这与刘安所奉行的道家的黄老思想不无关系。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刘安所编写的《淮南子》对儒家采取的则是更多批评的态度：“用最严厉的语气，深刻而又尖锐的批评儒家言行不一，舍本求末，沽名钓誉，见识短浅，儒家充其量不过是‘穷鄙之学’。这种对儒学的激烈攻击，在儒家执掌生杀予夺大权之后，特别是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发生矛盾冲突的情况下，刘安遭到残酷的迫害和报复就是很自然了。”[3] P13
“汉武帝的统治充满了浓重的血腥味” [3] P14，在这个喜怒无常的君王的统治下，刘安虽“为人好读书鼓琴，不喜弋猎狗马驰骋，亦欲以行阴德拊循百姓，流誉天下”[2] P687。但他“时时怨望厉王死，时欲畔逆，未有因也”[2] P687。历来诸侯王的行踪都被统治者所严密监视，刘安虽未公开叛乱，但多次谋划，又多次“欲发”，以至于“太子自刭，不诛”后被告谋反。当“天子使宗正以符节治王” [2] P691时，他自刭了，终于踏上了他父亲淮南王刘长的道路。
冠绝一世的《淮南子》是在《楚辞》的巨大影响下完成的，楚文化的瑰丽神奇和浓重的浪漫气息都融入其中。而刘安随着霸业理想的破灭，选择了同屈原一样的方式将生命寄予了崇高，把希望放置于广阔的渺茫。
当贾谊被汉武帝疏远，任命为长沙王太傅时，他“及渡湘水，为赋吊屈原。”“遭世罔极兮，乃陨厥身。呜呼哀哉，逢时不祥！鸾凤伏窜兮，鸱枭翱翔。……彼寻常之污渎兮，岂能容吞舟之鱼！横江湖之鱣鱏兮，固将制于蚁螻。”[2] P508他想不通，自己的忠心耿耿换来的却是君王的不信任，换来的是贬谪前往“卑湿”的长沙。怀着这种苦闷的心情，他走向迷茫、彷徨的未来，而在怀王坠马而死后，“自伤为傅无状，哭泣岁余，亦死”[2] P509。贾谊终于摆脱了这种苦闷的心情，超脱了人世间的烦恼。
杨雄的《反离骚》中“夫圣哲之不遭兮，固时命之所有”[1] P895，尽管屈原充满了同情，以“穷则独身其身”立意，但却又指责屈原的自杀。杨雄历仕成、哀、平三朝，却“三世不徙官”，因此做《解嘲》以表明自己的清静淡泊。“为可为于可为之时，则从；为不可为于不可为之时，则凶”[1] P908。生不逢时的深沉悲叹化为历史的沉痛告诫，其抑郁之情可想而知。但晚年校书于天禄阁时，因一次政治危机，担心不能免于囹圄，从天禄阁跳下去，但却没有摔死。这不免带有一丝讽刺意味，不同意屈原为理想而投江，但当他面对世俗的危机时，为免于人格的侮辱却选择了和和屈原同样的方式与浑浊的天地告别。而儒生赵绾、王臧的自杀虽是汉初政治斗争的结果，但在牢狱中，不免感叹满腔的抱负因窦太后一句“此欲复为新垣平邪”而夭折。与其受牢狱之辱，不如自杀以捍卫自己尊儒的信念。
“汉代是生命意识高扬的时代” [4] P265，当西汉的文人带着自己的理想“步入仕途，涉入社会，不少人开始饱尝世态炎凉，历经宦海沉浮。不断的挫折、打击、迫害，直到梦寐以求的那个美好的人生目标彻底毁灭，他们才悟到一条人生真谛：‘峣峣者易缺，皎皎者易污。’”[4] P229
当然，司马迁当推文人中忍辱负重第一人。在文人力求保全人格的盛世中，他却在受宫刑后仍继承父志，用一部“史家之绝唱”的《史记》证明了他存在的价值，也告别了屈原式的精神寄托。
五、儒家思想的影响
西汉初年推崇黄老思想，但到文景时期，儒家思想逐渐抬头，直到汉武帝时期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贯穿了大半个历史的天空。
《礼·儒行》有云：“士可杀不可辱。”“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也。”在儒家思想的渗透下，一些人把入狱、受刑看作是莫大的耻辱。所以当有人在耻辱到来之时愤然自杀，以维持自己的形象及心中的信念。耻辱如果可以逃避，那就尽量避免；如果无法逃避，则应该视死如归。彭卫先生在他的《论汉代自杀现象》中说“汉代的自杀行为浸透了尊严感和荣誉感，自杀因此呈现出浓浓的伦理色彩。”[6]这种特殊的儒家生死荣辱学说成为许多人恪守的人生信条。他们将自己的生命与在儒家思想上建立起来的封建伦理规范融为一体，将生命献之于礼义纲常。
最著名的当推被称为“飞将”的将军李广。他一生与匈奴作战七十余次，以力战闻名于世。但就是这样一个骁勇善战、性格温厚的将军在元狩四年随卫青出击匈奴时，所率领的部队迷路，未能参加战斗，延误了军机，为了承担后果而自杀。
诚然，李广是一个负责任的将军，但他的自杀与汉武帝的冷落、卫青等人的嫉妒与排挤有关。汉武帝与卫青的关系比之李广亲近了一大步，卫青是皇后卫子夫的弟弟。在卫青、霍去病被任命率兵击匈奴后，李广就被冷落，甚至遭到打击。“天子以为老，弗许，良久乃许之，以为前将军”[2] P632 。“弗许”是假，实际认为他“数奇，毋令当单于恐不得所欲” [2] P632，即正在倒霉之际，总之不想用他，并告诉卫青“是时公孙傲新失侯，为中将军从大将军，大将军亦欲使敖与俱当单于，故徙前将军广。”[2] P362这就把本来应为前锋的李广排斥于主力之外。而数次出征，以打仗为半个生命的李广好不容易得到这次机会，宁愿“居前，先死单于” [2] P632，还被排挤。对此，他是极不满意，也曾极力争取，但毫无用处，其失败的命运已不可避免了。
很明显，“军亡导，或失道”只是一个偶然的原因。即便不如此，李广也只有“弗能得而还”的结果，因为汉武帝和卫青早就给他安排了这条路。而李广似乎也明白，“今幸从大将军出接单于兵，而大将军又徙广部行回远，而又迷失道，岂非天哉！”[2] P633所以他毫无辩解之辞，坦然认罪“诸校尉无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2] P633但作为一名军人，而且是一名驰骋沙场、战敌无数的勇士，他不怕残酷的刑罚，但“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士可杀不可辱”的信念使他不能忍受牢狱之辱“广年六十余矣，终不能复对刀笔之吏”[2] P633。带着自己的绝望，带着对汉武帝等人的满腹怨恨，带着对社会压抑人才的无声抗议，为了仅有的自尊，他“引刀自刭”了。而李广死后，“广军士大夫一军皆哭。百姓闻之，知与不知，无老壮皆为垂涕”[2] P633。
相对于李广的自杀，其孙子李陵在与匈奴作战时，苦战无援，但他没有选择战死，也没有选择自杀，却以“无面目报陛下” [1] P627投降了匈奴。当汉武帝知道他投降后，“怒甚，责问陈步乐，步乐自杀”[1] P627。而司马迁因“为陵游说，下迁腐刑” [1] P627，后又“上闻，于是族陵家，母弟妻子皆伏诛”[1] P627。李陵的投降，害苦了自己的朋友，也害死了自己的家人。如此说来，李陵倒不如向其爷爷李广学习了。
萧望之在其喜好有节操之人的门生朱云的规劝下饮鸩自杀了。他说：“吾尝备位将相，年逾六十矣，老入牢狱，苟求生活，不亦鄙乎。”[1] P836原齐王田横在被迫去见汉高祖的路上，谓其客曰：“横始与汉王俱南面称孤，今汉王为天子，而横乃为亡虏而北面事之，其耻固已甚矣。且吾烹人之兄，与其弟并肩而事其主，纵彼畏天子之诏，不敢动我，我独不愧于心乎？”[2] P561遂自刭。田横宁可自杀丧失自己宝贵的生命，也不愿受辱，不愿愧对自己的心。其他的，诸如丞相李蔡、大司农田延年、司吏校尉盖宽饶、御史大夫暴胜之等等都因不愿受辱而自杀。
杀身成仁避免了牢狱的耻辱，也避免了被弃市分尸等对身体无情的践踏，也保卫了自己的尊严及在人权上的尊重。足以可见，自杀对他们而言是对自己乃至父母最好的交代。但司马迁在受宫刑之后却没有选择自杀，他的杰出之处就在于他深刻的思考了死亡的价值问题。人总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临辱自裁，杀身成仁，死亡只是一种手段，只有死亡能够获得巨大价值时，人们才会杀身成仁。在经历了痛苦的思想斗争后，司马迁终于选择了发愤著书补偿耻辱的道路。如果他自杀了，那么就不会有《史记》这部最完整最系统的总结民族文化的巨著，所以他的不自杀，对中华民族而言是一件幸事。
在许多人高风亮节自杀的同时，也有很多人为了保全自己的亲人、朋友不受牵连而选择自杀。如孝文帝时，“文帝闻其客平原君为计策，使吏捕欲治。闻吏至门，平原君欲自杀。诸子及吏皆曰：‘事未可知，何早自杀为？’平原君曰：‘我死祸绝，不及而身矣。’遂自刭” 。但孝文帝却“闻而惜之，曰：‘吾无意杀之。’乃召其子，拜为中大夫”[2] P578。如果他没有自杀，纵使不死，那么治罪是必定的，连带家人也会受到惩罚，一旦自杀了，所有的过错也就烟消云散了。而汉武帝时的酷吏减宣“下吏诋罪，以为大逆，当族，自杀”[2] P712。一人自杀，换来了全族人的生命。
“士可杀不可辱”，孔子的“杀身成仁”、孟子的“舍生取义”，儒家倡导的仁义观被历朝统治者奉为统治思想的核心。在生与死的问题上，儒家向来强调“重生贵生”，但与“仁义”相比，“生”就显得微不足道了。为了“仁义”，赴汤蹈火也在所不惜，即使有求生的可能，但为了“仁义”二字，也应主动趋死。在中国封建社会的伦理范畴中，这种为仁义而死的精神历尽千年的岁月沧桑，使人的价值越来越受到重视，对精神自由和肉体尊严的追求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观念直到今天仍被人们所继承，例如为国捐躯、舍己救人等等。
六、结语
由此看来，西汉上层社会的自杀现象有着各种各样的原因。其中大多数人的自杀是政治斗争的结果。有些人则畏惧西汉残酷的刑罚，在血淋淋的刑具面前选择了轻易的死亡；有的人迫于皇权的压迫，无奈被逼自杀了；而有些人则为了自己那仅剩的一丝尊严，在入狱、受刑的耻辱到来之前，明智的自杀了；有些人，特别是那些怀有远大激情抱负的文人，带着一颗失意痛苦的心，承载着昔日的梦想，用时间的广阔来飞逝悲伤的源泉。有的人为保全家室、友人而自杀；有的人罪大恶极，理应受到无尽的惩罚，却无耻的自杀了；有的人更是被冤枉致死。而无论是哪一种自杀，都为西汉的上层社会覆上了一层光怪陆离的色彩。
古代帝王对生命麻木的价值观使人不敢苟同。在感叹人生短暂之时，我们不禁要问：“盛世之下，生之宝贵，何足轻言？”生命之于我们，要好好珍惜。
郑明璋简介：
郑明璋，1991年入WilliamHill中文官方网站，研习中国古代文学，1994年获文学硕士学位，同年到临沂师范学院中文系。2003年入WilliamHill中文官方网站，2006年博士研究生毕业，同年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临沂大学英国威廉希尔唯一官网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先秦两汉文化与文学，尤其致力于中国古代辞赋的研究。出版学术专著《汉赋文化学》(齐鲁书社2009年版），参与了《中华大典·文学典》和《全汉赋评注》等著作的撰写。在CSSCI来源期刊等刊物上发表论文20余篇，有多篇被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和《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转载。